上都城是大元帝国的夏都，位于今内蒙古草原锡林郭勒盟的金莲川草原之上。上都城是元帝国历史上建造时间最早、民族特色最为多元的都城，是元帝国的草原国际大都会，在亚欧大陆享有盛名，被王大方称为“一座元上都，半部元朝史”。但上都城辉煌的时间非常短暂，在建成一百年之后便如同流星一般骤然陨落，化为一片尘土。上都城建成与毁灭的命运和元帝国的盛衰兴亡紧密相关，可以说，大元帝国的夏都也没有躲过蒙古草原上凛冽的寒冬。

元上都遗址

一、金莲川草原上的都城：上都城的建立与整体规划

都城作为帝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其建设不仅要迎合统治阶级的意志，还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紧密相关。元帝国是一个疆域广阔的大帝国，在都城的选址布局和规划设计上更是与前代迥然不同，展现出睥睨四方、包容万象的宏伟气魄。

元朝（包括前期的大蒙古国）共有四座都城，分别是哈拉和林、上都、大都和中都。元上都是元朝历史上建造时间最早的一座都城，这座处于哈拉和林向大都过渡阶段的都城，更多地体现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兼容的特点，反映了此时蒙古民族由草原经略中原的战略目的。

上都城的建成与当时大蒙古国的南进战略不无关系，因此上都城自建立之初便具有浓厚的政治军事色彩，一直延续至上都城的毁灭。金莲川草原位于蒙古高原的边缘地区，自古以来便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反复拉锯争夺的战场，时人称之为：“北控沙漠，南屏燕蓟，山川雄固，回环千里。”早在秦汉时期，匈奴和东胡就围绕着金莲川所在的“瓯脱”之地发动战争。北魏时期，此地设有军镇，以防御北方的柔然。后来的金世宗更是多次在金莲川举行夏猎秋狩，实行羁縻政策，以此笼络蒙古高原上的塔塔儿部。历代帝王对金莲川的重视足以证明此地战略位置之重要。

忽必烈选择在金莲川草原之上建城，不仅有连通大蒙古国政治中心哈拉和林的目的，还考虑到此处丰美广阔的牧场，足以资蒙古骑兵南下军需之用。金莲川草原位于大蒙古国沟通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是控制华北汉族地区的重要战略枢纽。金莲川草原在政治和军事上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具有强烈的蒙古游牧民族色彩。

元宪宗蒙哥六年（1256年），受蒙哥汗总领蒙古本部以南军国大事之托，忽必烈命幕僚刘秉忠在金莲川地区建城，历经三年时间完成，这就是开平城，也就是后来元上都的前身。

忽必烈

在一开始我们就说过，王朝都城的营建必然受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元上都也不例外。忽必烈身边围绕着两拨人，一拨是自窝阔台汗以来就坚持“以汉法治汉地”的汉族谋臣幕僚，他们在邢州进行政策试点并取得了成功，此举赢得了华北汉地士人的热烈拥护；另一拨是成吉思汗胞弟后代的三个王族势力和以木华黎为中心、以蒙金战争中归顺的契丹人为主力构成的“五投下”军事集团。汉族士人和蒙古、契丹军事集团首领组成了忽必烈“金莲川幕府”的核心力量，这对上都城的营建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个是汉地儒僧刘秉忠，一个是帝国最高统治者忽必烈，汉地文化与蒙古草原风俗相结合的种子就此埋下。

左刘秉忠，右忽必烈

俯瞰上都城，我们就可以发现上都与大都的不同之处。大都城吸收了金中都的建城模式，分为宫城、皇城与外城的三重结构，棋盘状是大都城的主要特点。而上都城虽也是类似的三重结构，但它的中心是蒙古大汗的汗廷，四周由“敖包圈”、“关厢圈”和“寺庙圈”紧紧环绕，组成了一个“同心圆”结构，和大都城截然不同。这是为什么呢？

元上都复原图，中间最高者为大安阁

蒙古民族对“圆”拥有近乎狂热的崇拜，因为这是吉祥与美好的象征。这一思想不仅体现在他们搭建的蒙古包上，还体现在蒙古早期“古列延”部落组织形态上。

什么是“古列延”呢？“古列延”在蒙古语中有“圆圈”或“营”的意思，指蒙古早期部落中特有的圆形驻营形态。在长期迁徙的过程中，以部落首领的毡帐为中心，部落民的蒙古包和幌车围绕着毡帐成环形层层展开。正所谓“皇车毡帐，成列数千”，“古列延”这一组织形式体现出蒙古民族与草原和谐共生的环境理念，而这也正是游牧民族“移动”特点的表现。

除了这种同心圆结构外，上都城在城市形态上更是不拘一格。相比于大都城的严整如一，上都城更多地表现出与大自然融合一体的特点。金莲川草原所在的滦河流域水系发达，因此上都城内河流众多，三重城垣外均有密集的排水沟，上都城内的道路也多呈不规则分布。更有趣的是，上都城还有一种用于防洪的铁幡竿渠，可见上都城建城规划的独到之处。

元上都复原平面图

二、上都巡幸：元帝的巡幸政治表现

忽必烈统一全国后，上都城成为元朝历史上第一座事实上的帝国都城。元上都是元帝的夏都，兼具行政管理、皇室娱乐、避暑游猎等多重职能，是名副其实的草原之都。

元朝皇帝在每年的四月到八月都要到上都城“驻夏”，在此期间，元帝会举行多种高规格的活动与宴会，极尽君臣同乐之意。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诈马宴”。

“诈马宴”又称“质孙宴”，“诈马”是波斯语，意为“衣服”，而“质孙”是蒙古语，意为“颜色”。诈马宴一般会在阴历六月举行，连续三天。届时，蒙古宗王、宿卫、大臣等要员，都会身穿元帝赏赐的金织纹衣参加宴会，这种金织纹衣就是“质孙服”。根据身份地位的不同，质孙服的面料和款式也各有不同。

诈马宴在上都城最为豪华的宫殿——棕毛殿举行，这座宫殿和大都的宫殿不一样，准确来说，这应该是一座斡耳朵，也就是帐篷。棕毛殿通体用棕毛制成，四周镶嵌彩色宝石，光彩照人，璀璨耀目。

宴会上的餐饮菜品十分丰富，有所谓“迤北八珍”之说，主要是野驼蹄、鹿唇、驼乳糜、天鹅炙、紫玉浆之类的美食。除此之外，还有来自西域的葡萄酒、马奶酒、来自黑龙江的哈八都鱼、来自中国南方的名茶“凤髓”。可以说，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应有尽有。

元朝皇帝在上都城的生活当然不是只有吃饭饮宴那样简单，虽然大都是元帝国的首都，但上都城在元代政治生活中也具有非凡的意义。

元上都最具特色的政治制度就是所谓的“忽里台”大会制度，“忽里台”是蒙古语，意为“大朝会”。在蒙古的部落时期，“忽里台”大会是蒙古的议事会，用以推举部落首领、决定征战大事等重要活动。在成吉思汗统一全蒙古之后，“忽里台”大会又变成推举蒙古大汗乃至后来元朝皇帝的重要场所。自元成宗以后，元朝皇帝更迭严重，政局动荡，为争夺皇位，元朝的宗王围绕着“忽里台”大会展开了血腥的政治斗争。

除“忽里台”大会之外，元上都还是宗王及行省高级官员参觐元朝皇帝的重要地点。他们每年都要到元上都朝觐皇帝，汇报当地情况，定期述职，逐渐成为一种制度。

元朝皇帝

三、万国来朝：元上都的经济与文化

元上都建立在广阔的金莲川草原之上，水草丰美，畜牧业发达。元帝巡幸上都时需要大量的马匹牵引大斡耳朵，皇室成员及朝廷百官需要大量的马奶制作奶制品以供不急之需。因此，上都的周围有大量的皇室牧场、宗王牧地以及供应前往漠北地区的驿站牧地。

在畜牧业之外，元上都作为国际大都市，商业异常繁荣。元朝政府向来重视商业，采取了减税甚至免税的重商政策，加上元上都沟通东西南北的优越地理位置，吸引了大批商人与手工业者来此进行贸易，元上都迅速成为商旅往来的商业繁荣之城。

蒙古人多从事游牧生活，对马奶及马奶发酵而成的酒非常喜爱，因此，上都城的饮酒之风十分浓厚，在上都城内分布着多处酒馆。除马奶酒及西域的葡萄酒外，当时原产自波斯、阿拉伯的一种名为“阿剌吉”的烧酒也流行起来。元代诗人杨允孚在《滦京杂咏》一诗里写道：“卖酒人家隔巷深，红桥正在绿杨阴。佳人停绣凭栏立，公子簪花倚马吟。”足见上都城饮酒风气之盛。

蒙古马奶酒

元帝国疆域广阔，在文化上采取兼容并蓄的开放政策，在上都城，各种宗教活动组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在那里，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同城布教，和谐相处。各种宗教的上层人物也常年跟随元朝皇帝，成为了元帝拉拢宗教势力的重要工具。在当时的上都城内外，分布着数目众多的寺庙、道观和回回寺（也就是清真寺）。

然而，元顺帝至正十八年（1358年），红巾军关先生、破头潘等部攻陷上都，焚毁了所有的宫阙庙宇，上都城化为一片废墟。两年后，红巾军再次击溃元军，二次攻陷上都，上都城遭到了更加严重的破坏。洪武元年（1368年）七月，明军逼近大都，元顺帝仓皇逃往上都，当时的上都城经过红巾军的破坏后，“公私扫地，宫殿官署皆焚毁，民居间有存者”。次年六月，明军北伐，攻占上都城，元顺帝又一次逃亡应昌。自此，上都城作为元朝首都的历史正式结束。从刘秉忠建城到上都城被明军攻占，上都城作为元朝首都的历史只有短暂的110年。

元上都城的建城与被毁，与元帝国的盛衰兴亡命运密切相关。上都城具有蒙古游牧文化与汉地儒家文化相结合的重要特征，其源自蒙古早期部落形式的“同心圆”结构更是在中国的首都建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元上都已经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虽已成为一片废墟，但仍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见证着那一段历史的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