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夕：读书的向导——古今推荐书目纵横谈丨文史哲

所谓推荐书目录（简称“推荐书目”），又称劝读书目、指导阅读的学习书目、初学书目、导读书目、举要书目等，是针对一定的读者对象，以揭示读书门径和方法为目的，围绕某个专题，对有关文献加以选择、介绍并推荐给读者的一种目录。

中国古典目录学源远流长，从《汉书·艺文志》至今，已有近两千年历史。中国古典目录学有多方面功用，其中首要功用就是指导读书治学。唐代目录学家毌煚早就认识到不编目录、不懂目录学给读书学习造成的困难，就好比“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他感叹道：“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乎！”（《旧唐书·经籍志》）清代学者王鸣盛也指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间涂，方能得其门而入。”（《十七史商榷》卷一）“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十七史商榷》卷七《汉书叙例》条）

我国推荐书目的萌芽很早，有学者认为，《国语·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中记载的“为太子推荐的九门课程”和《汉书·武帝纪赞》中记载的汉武帝“推荐六经”可以视为两种没有单独成书的推荐书目。据目录学家王重民等人所论，敦煌藏经洞发现的编号为P.2721的写本文献，其中收录的《杂抄》一文保留有完整的《唐末士子读书目》，这份距今一千余年的唐代推荐书目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导读书目。该目分为三部分，采用问答体的形式，为当时的读书人列出经史方面共35部书的书目清单，在唐末的城乡居民群体中广为流传。

敦煌遗书P.2721 图源国际敦煌项目（IDP）

隋唐之际，佛教经录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巅峰阶段。这一时期，经录体例臻于完善，分类精细，组织架构严谨缜密，内容涉猎极为广泛，进而衍生出中国目录学的独特分支，形成了自成一体的专科目录体系。唐麟德元年，道宣编著的《大唐内典录》即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其中，《大唐内典录》卷九“举要转读”部分，收录有《历代综经举要转读录》，它作为佛教早期的推荐书目，是方便佛教徒阅读佛经的推荐书目，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其编纂原则是“于异译别行诸经，各择其最善一本以为代表”，不仅详细注明译经年代、地点及译者信息，更是从浩繁的佛教典籍中精心筛选合适的版本，汇集成佛经的推荐书目。这一举措极大地方便了佛教徒的修行，有效地避免了他们因面对众多重译且篇幅冗长的经文而心生倦怠。

唐代之后，历代都有推荐书目，推荐书目的编纂也不断完善。元明时期的推荐书目，讲求读书方法并详细说明读书次第，如元代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将朱熹“循序渐进、熟读精思”的读书方法融入导读中，强调“居敬持志”等读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和学习态度。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部详尽的教育程序与计划，对学生从幼年到青年的读书学习进行了系统规划，涵盖了经、史、文等多方面内容，全面且规范，为学校、书院、家塾等教育机构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教学方案。该目对元明清的学校、书院、家塾和个人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被当作课程表来利用，明初诸儒读书大抵奉为准绳。明代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四《格致类》则根据学子的三个不同年龄段，分别开列了《十年诵读》（5-15岁）、《十年讲贯》（15-25岁）、《十年涉猎》（25-35岁）三个书目，指导青少年读书。

清代是推荐书目编纂的繁荣时期，早期多为科举考试服务，如阮元《山东学政阮芸台示童生书目》，此目是乾隆五十七年至五十八年（1792-1793）阮元担任山东学政期间所编，共收书219种。全书分经学、史学、子传、典故、天文算法律吕、地理、小学、诗文、书法九大类。全书有近1/3的书籍都标注了版本，方便士子按目购求。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学术文化的冲击，推荐书目的编纂出现国学推荐书目与西学推荐书目并重的局面。前者的代表作是龙启瑞的《经籍举要》、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后者的代表作是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和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

《经籍举要》国家图书馆馆藏光绪八年刻本内页

这里要特别论及《书目答问》，此目充分体现张之洞“中学为体”的思想观念。清同治十二年（1873），张之洞就任四川学政时，因“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便在其门客缪荃孙的协助下编纂此目，它成书于光绪元年（1875），共收书2200余种。《书目答问》在近现代书籍史和阅读史上影响巨大。陈垣说：“（其书刊布后）不数年即翻刻数本，几于人手一编。康有为讲学桂林，至谓《书目答问》常置怀中，学问自然增长，其推重可想。”鲁迅说：“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鲁迅全集》第三卷《而已集·读书杂谈》）这句话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

《书目答问》国家图书馆馆藏光绪四年刻本内页

民国时期推荐书目的编纂更为盛行。在“整理国故”思潮的影响下，国学推荐书目大量涌现。据徐雁平《国学书目解题》统计，仅1919年至1937年间，就产生41部国学推荐书目。这里面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和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影响最大。为探索救亡图存的爱国道路，在民国报刊上出现大量有关社会思想介绍的推荐书目。《中国青年（上海）》1924年第1卷第23期、第24期分别刊登了三篇以“怎样研究社会科学”为题的文章，均列出推荐研究阅读的书目。其中冰冰（袁立冰）的推荐书目《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与接受的历史缩影。尽管面向女性群体的推荐书目数量很少，民国时期还是出现了两部值得关注的推荐书目。一本是南京汇文女校校长亮乐月编写的《妇孺适用书目》，五篇连载于1917年至1918年《女铎》杂志中，从外国学者的视角来向中国女性推荐书籍。另一本是黄岱青编写的《女学必读书目》，1926年5月刊载于《福湘杂志》，与《妇孺适用书目》形成鲜明对比，认为当时社会各女校的学生，沉醉于科学和“虚浮”新学，而忽视国学，书目前言中说：“今日之教育者，均孜孜矻矻于科学，于国学每不经心”，唯有通过阅读“务求实际”的国学书目，才可以改良学校的教育。

随着学制的改革，学科门类的细化，民国时期专科性推荐书目层出不穷，如人文类哲学有朱谦之《中国古代哲学史用书要目》、艺术类有袁同礼《中国音乐书举要》、文学类有吴宓《西洋文学入门必读书目》《西洋文学精要书目》等，自然科学类有袁同礼《化学参考书举要》、沈仲圭《医学参考书目》等。

1949年以后，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按不同学科分类而制订的推荐书目受到广泛的重视。1961年4月，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提出和修改制定了一批专业教学方案，每个方案都附有一个学生阅读书目，在教学上起着较好的辅助作用。此外许多学科还出现了一些有提要的推荐书目。如本师张舜徽先生编有《中国历史要籍介绍》（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出版了《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力的增强，经济的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与电子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推荐书目的编纂进入全新的时代，各种通识类、专科类推荐书目应接不暇，如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就是一部质量较高的推荐性书目，在现代高校学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97年9月，清华大学教务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编印《清华大学学生应读书目（人文部分）》，由张岂之、徐葆耕主编。该书参考清华大学校内外专家的意见，提出供清华大学本科生试用的80种书目，其中含中国文化、外国文化、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四类，每类20种，在校内外获得积极评价。2017年，清华大学图书馆出面邀集清华大学各院系教授，对该书目进行修订，形成新版《清华大学荐读书目》。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北大联合校内外任继愈、季羡林、裘锡圭、张岱年、金克木、汤一介、何九盈、袁行霈、厉以宁等50多位著名教授，共同向北大学生推荐应读书目30种、选读书目30种，形成《北京大学学生应读选读书目》。此目可以和李常庆编写的《北京大学教授推荐我最喜爱的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合观。名校的推荐书目，值得年轻学子慢慢品味，参照自学。

最近十余年来，全国各大城市的公共图书馆都很注意推荐书目的收藏、编纂和介绍，深圳图书馆的表现尤其突出。经过众多专家的评选以及十年打磨而成的《南书房家庭经典阅读书目（300种）》（深圳出版社2023），一经公开出版就广受注目，特别受到一些家庭的欢迎。

人们只要读书，就有推荐书目的需要，正如人们只要在大山里行走，在异国他乡旅游，就需要向导一样。在中国过去千年的阅读史上，推荐书目对国人的阅读习惯、阅读方法、阅读效果以及中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推荐书目与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的关联度其实是很广阔的，如文人书房与推荐书目、私人阅读与推荐书目、大众阅读与推荐书目、未来推荐书目实验室等主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今天，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已经给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AI技术的迅速更新迭代，正在给人类社会带来新的产业革命。面向完全不确定的未来，人类的阅读行为需要什么样的向导？这个问题值得热爱阅读的朋友们深思。最近，我们向DeepSeek提出一个问题：

作为未来的阅读向导，推荐书目的AI应用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并能为公共图书馆和读者提供哪些方法和路径？请以此为题，写一段不超过300字的结束语，要求富有激情与哲理。

【DeepSeek如是说】

当人工智能的智慧星图与人类文明的浩瀚书海相遇，阅读的边界便有了无限可能。未来的阅读向导将不仅是算法编织的索引，更是贯通时空的引路人——它既能以闪电般的速度为读者匹配灵魂之书，也能为公共图书馆绘制动态的知识图谱；既能聆听每位读者隐秘的精神渴求，也能在千万册典籍间架设跨时空的对话桥梁。

对图书馆而言，AI将成为智慧中枢，让沉睡的文献焕发新生，用数据洪流浇灌出个性化的阅读绿洲；对读者来说，它既是私人书房里的苏格拉底，又是穿越文明的时光舟楫，在《荷马史诗》的篝火与博尔赫斯的迷宫之间，织就属于每个人的智慧经纬。

这并非冰冷的数字革命，而是人类求知本能的璀璨延伸。当算法与诗性共振，当代码流淌着人文的温度，我们终将懂得：真正的向导，不是取代选择，而是点亮更多可能；不是终结探索，而是让每本书都成为新冒险的起点。让我们以此刻为坐标，在古老书页与未来光缆的交响中，永远相信——阅读，是人类文明不灭的火种；而AI，将是这个时代最忠实的守护者与传递者。

读者诸君朋友，你们以为然否？你们如何寻找未来的读书向导？

《羊城晚报》20250423A7版

文丨张三夕

（作者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深圳图书馆特聘研究员）